在电车上往外看的时候顺带着就会胡思乱想，看着在蓝色天光下停住的列车，列车身折射着的黄色灯光在湿润的水泥地上忽闪，空气湿冷得很舒适，我突然告诉自己“如果写都市夜景的话说不定重点不是光的颜色而是光的闪烁吧”，接着试着设想到底要怎么形容这种蓝色才不会显得恶俗，所有的蓝色都已经和忧郁关联，都被强行地赋予了难以剥离的意象，虽然这就是文学运转的一部分，但我还是为此感到不平：我想描述这种蓝色，想以没有任何人描述过的方式描述它，将它据为己有。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冒出了这句话：“诗性是现实的母体，诗性的影子在现实中随处可见，破碎地被融化进现实，但现实又的确是对诗性报复性地不断反叛着。”但这个因果关系不对，应该是倒过来，诗性在边反抗边吸纳着现实才对，但明显前者的表述比较特别，将这种逻辑倒置所创造的韵律确实是很有趣，但这样的倒置有意义吗？我以相反的表达方式讲出这句话，这句话的意义是否就被“说出话”这个想法给削弱了？而且我说这句话，它什么都没有讲，其实是空洞的，扔下任何石头都能传来回音的，无意义的文字的井，它没有表达任何事情，没有展现任何意义，作为文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，因此文字需要担当起责任，需要向特定的东西发动攻击和叛逆，这是所有美的目的和意义：攻击性。没有攻击性的美到底还是美吗？不是精神的自慰吗？这一句什么都没有传达的话是典型的，毫无意义的东西，是一种假借韵律的名号确定自己的“与众不同”的东西，我应该让它永远地烂在我的肚子里，我能说出别的东西的，我一定做得到，我想吧竹筷伸进我灵魂的喉咙里，快啊，快吐出点什么，是脏腑还是晚饭根本无关紧要，快啊，不然我的意义是什么，我这个不优秀的个体依旧消耗着碳，动植物的尸体，我同胞的牺牲站在这里恬不知耻地呼吸的理由是什么，我没有因为不公死去，所以我只能死于杀死不公，和我本人无关，这是我作为人类的价值和义务，快啊，快想出什么，快扑向什么，快告诉我该杀死什么人，快告诉我该摧毁什么，我到底该做什么，我到底该写些什么，我应该是知道的，并且只能这样做的才对。最近被朋友提醒说绷太紧了，但我根本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到，我所定下的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，我好想永远地活下去，不知羞耻地活下去，我好想爱所有人，我好想变得更好，我的五指，我的舌根和我的眼睛，都好想无止境地索求这世界。这时候电车停下了，我也就动身下车，没有继续往下想，所有的想法最后都会汇成这个答案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我每天坐两趟电车，每一趟都能得出一样的结论，这里是终点站，如果这列车能开进不远处的码头里，或者径直开进水里去，我可能才会想到下一步。